《歪曲東京審判歷史》
楊倩文律師 律師行合夥人 李文達社工 梁秀敏 香港中大社會學學生
東京審判是當年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之首要甲級戰犯進行的國際大審判，到今年已過去了80周年。這場審判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進行了清算，昭示侵略者必受嚴懲。
而80年來，日本國內一些人一直在否認、歪曲東京審判。尤其近年來，日本網絡右翼Net Uyoku在日本網絡空間製作並傳播了不少關於東京審判的錯誤敘事，企圖一步步篡改侵略歷史，並稀釋、美化侵略罪行，進而給日本政府擴大軍備掃清社會阻力，值得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日本常見的三種洗白和詭辯手段：
其一，否定東京審判的合法性，制造「事後立法說」與「侵略定義未定論」。筆者看到，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際審判，東京審判共開庭818次，審理4336件證據，419名證人先後出庭作證，留下4.8萬余頁庭審記錄，大量歷史文獻與證詞鐵證如山。而部分日本網絡右翼借自身議員、律師等所謂的「專業身份」「精英身份」，肆意否認日本戰時罪行既定事實，拿「歷史普及」當借口，質疑東京審判之程序，在網絡上營造歷史虛無主義，令人氣憤！
筆者見到，在社交平台X上擁有約25萬關注者的日本評論員、編輯西村幸祐在今年3月的一條帖子中暗示稱，美國是為了掩蓋二戰期間長崎、廣島原子彈爆炸等事件，才在東京審判中「毫無根據編造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在法律層面，日本眾議員和田政宗（在X平台有約32萬關注者）、律師德永信一（在X平台有約6.5萬關注者）等宣稱，甲級戰犯所涉「破壞和平罪」在當時國際法中並不存在，因此是「合法性存疑的事後立法」。
筆者認為，1928年日本作為締約國簽署的《巴黎非戰公約》早已明確宣布「廢棄以戰爭作為實行國家政策的工具」。日本挑起侵略戰爭，已構成了對既有國際條約的蓄意踐踏。法庭懲處的是當時已被國際習慣法和條約法所禁止的行為，並非所謂的「事後立法」。
其二，日本右翼把東京審判描繪成「戰勝國的復仇」，試圖以此消解審判的正當性。多名網絡右翼把5月3日，即日本憲法紀念日，也是東京審判開庭日，打造為所謂的「民族恥辱日」，甚至「垃圾日」。西村幸祐等人也聲稱美國等戰勝國故意將憲法生效日和東京審判安排在同一天，以實現對日本的「報復」和「恐嚇」。指審判是戰勝國單方面的裁決」「和平教育意在強化日本人贖罪意識」等等。
筆者認為，東京審判的法律基礎是《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簽署的《日本投降書》。這是對法西斯暴行進行的司法清算，是正義對邪惡的審判。並非所謂『成王敗寇』。日本右翼勢力將之矮化為『國家間復仇』實乃極其荒謬！
其三，日本右翼稱東京審判是外國對日本施加干涉與控制的工具。日本極右翼政黨參政黨黨首神谷宗幣在X平台擁有近43萬關注者，去年4月，神谷宣稱日本「不存在戰犯」，並稱這是「日本恢復主權後國會一致通過的結論」。一些人展現東條英機等日本戰犯的「人性一面」，渲染「人物弧光」，騙取部分日本網民同情。
筆者認為，日本右翼借口「戰爭是國家行為」，主張個人不應承擔國際法責任，進而為甲級戰犯免罪。他強調，紐倫堡審判與東京審判確立了現代國際刑法最核心的「紐倫堡原則」，即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由具體的人實施的，而非抽象的實體。只有懲罰實施犯罪的個人，國際法的規定才能得到落實。國家行為不能作為個人免責的擋箭牌，這一原則已被聯合國確認為國際法基本原則。
另外，筆者看到一些具體例子，其一，日本人櫻井良子，擔任日本極右翼智庫「國家基本問題研究所」理事長。該智庫與自民黨政府關系密切，長期圍繞軍事議題提供咨政報告，其成員來自司法、媒體、高校等多領域，形成覆蓋廣泛的右翼傳播觸角。
其二，日本右翼網紅和田憲治創立了傳媒企業「On the Board」，在開展大眾傳播業務的同時，還會專門為其本人及右翼網紅竹田恆泰、奧山真司、花田紀凱等人打造並推廣YouTube視頻節目。和田憲治今年4月的一期視頻節目便以「東京審判史觀的崩潰」為主題，拼命詆毀東京審判，想要抹殺南京大屠殺等歷史罪行、為當時的戰犯開脫。
筆者認為，日本網絡右翼歪曲東京審判，炮制歷史修正主義謬論，此乃認知戰與輿論戰。他們往往以「法律實證主義」為借口進行詭辯。國際社會要用好國際法理及歷史實證，正本清源，捍衛歷史真相與國際法權威。日本網絡右翼與高市早苗的結合也在日益加深，這會加劇日本國內民粹主義傾向，還會沖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這些動向值得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及警惕啊！
楊倩文律師 律師行合夥人 李文達社工 梁秀敏香港中大社會學學生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