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例泊車罰款制度之改革建議》
張建思園境師 建築工程公司董事
香港的違例泊車罰款制度自1986年《定額罰款（交通違例事項）條例》實施以來，已運作了近40年。其根源可追溯至1950年代的《道路交通條例》，當時英國殖民政府開始規管交通行為。隨著城市化加速，違例泊車成為常見問題，定額罰款制度應運而生，市民熟悉的「牛肉乾」罰單成為執法標誌。然而，到了2025年，這套機制是否仍適合香港？從市民的日常體驗到經濟價值的視角，它顯露出了不合時宜的疲態，甚至可能與城市發展的需求背道而馳。
制度的現狀與市民的意見
香港違例泊車罰款以320港元為標準金額，對大多數違規行為採取「一刀切」處理。執法主要依靠交通督導員和警方巡查，近年雖引入電子罰單和智能監控，但仍以人力為主。運輸署數據顯示，每年罰款收入約10至15億港元，表面上維持了交通秩序。然而，市民體驗卻充滿挫折。一位司機抱怨：「中不中罰單完全靠運氣和經驗，有些位置明明不阻塞又無線卻被抄牌，心情馬上變差。」「泊三四分鐘可被抄, 泊兩三個鐘又無事。」這種隨機性源於執法的不可預測：在非繁忙時段或偏僻路段，罰單可能「從天而降」，而真正阻塞的熱點卻未必處理得當。
這種不滿往往指向執法人員。市民質疑交通督導員和警察工作量少，甚至認為他們的職位不合時宜，執法只是「追收薪金成本」。然而，執法人員其實受制於制度，他們的任務是執行法例，而非自行判斷違規的合理性。問題根源在於制度設計：罰款金額多年未調，未能反映通脹；執法缺乏靈活性，不區分違規影響；更關鍵的是，它未解決泊車位短缺的結構性矛盾。
不合時宜的經濟視角
從經濟角度看，這套制度的局限性更顯著。汽車在香港不僅是交通工具，更是提升生產力和經濟活力的載體。開車節省時間，例如每天省下30分鐘，按香港平均時薪70至100港元計算，一個車主一年可創造近萬元的經濟價值。若全港50萬私家車主皆如此，總價值達數十億港元。此外，開車促進商業活動和消費，如物流運輸和外出購物，其間接效益遠超罰款收入。然而，現行制度將汽車視為「問題」，用罰款限制其使用，而非發揮潛力。
相比之下，每年10多億的罰款收入顯得短視。扣除執法成本（人力、設備等約佔30-40%），淨收入僅7至10億港元。更糟的是，罰款可能打擊市民開車意願，減少消費和生產力，帶來隱性損失。一位市民質疑：「開車帶來的經濟活力不比罰款更有價值嗎？」這直指制度矛盾：它懲罰違規，卻未獎勵汽車的正面貢獻，也未解決泊車位不足的根本問題。
新加坡的啟示
對比新加坡的經驗，香港的落後更顯而易見。新加坡同樣是地少人多的城市，但其違例泊車管理卻展現了高效與創新的結合。新加坡的《停車場法令》早在1960年代奠基，並於1990年代引入電子泊車系統（Electronic Parking System, EPS），通過智能收費取代傳統罰款，司機需預付泊車費，違規則由系統自動檢測。這不僅減少了人力執法，也讓違規成本透明可控。
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將科技融入交通管理。2010年代起，政府部署智能攝影機和實時數據分析，能精準識別違規行為並即時通知車主。例如，違泊車輛會收到手機推送，給予15分鐘寬限期移車，若未遵從才開罰。罰款金額分級，根據地點和時段調整，例如市中心高峰期罰款可達70新元（約400港元），郊區非繁忙時段則低至20新元（約115港元）。這種靈活性既維持秩序，又避免了「一刀切」的不公平感。
新加坡還注重供需平衡。政府通過「擁車證」（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控制車輛數量，同時大舉興建多層停車場，並推廣共乘計劃，確保泊車位供應跟得上需求。違規率因此大幅下降，罰款收入不再是主要依賴，反而成為次要補充。相比之下，香港的罰款制度仍停留在「懲罰為主」，執法依賴人力，科技應用滯後，未能從新加坡的經驗中汲取靈感。
改革的可能性與挑戰
香港有可能改革嗎？有利因素包括：公眾不滿的累積、社交媒體的吐槽，以及立法會的偶爾質詢。科技進步也提供助力，例如智能監控和數據分析能減少執法隨機性。若政府意識到開車的經濟價值，或許會轉向建設性方案，如用罰款收入投資泊車設施。
然而，改革的阻力更大，首要便是官僚慣性。香港過往殖民管治體系以穩定為先，傾向維持現狀。交通政策涉及運輸署、警方、地政總署等多部門，權責分散導致無人牽頭。短期思維主導決策：罰款收入即時可見，而泊車位建設或智能系統需長遠投入。近年政治環境趨緊，民生議題的改革動力減弱，市民不滿難以形成有組織的壓力。
可行改進方向
儘管全面改革不易，小幅調整仍有空間。參考新加坡，可引入分級執法，根據違規影響區分警告、輕罰和重罰；在不阻塞區域推行提醒而非罰款。透明化執法標準也能緩解「靠運氣」的感覺，例如公開巡查重點。科技應用可擴展，用智能攝影機取代人力，並提供移車寬限期。長遠看，若將罰款收入投入泊車位建設，或許能讓汽車成為經濟助力。
結語：慣性下的微光
香港的違例泊車罰款制度反映了制度的停滯：能維持就維持，能拖就拖。一如市民感慨：「官僚慣性巨大，難以改善。」短期內，結構性改革不易，政府或繼續靠罰款撐場面。然而，開車的經濟價值不容忽視，對比新加坡的成功，這一邏輯若通過民間數據或媒體放大，或許能成為打破慣性的火花。改革的希望雖渺茫，但並非全無可能——關鍵在於市民是否從抱怨走向行動，政府能否從穩定中尋求改變的勇氣。
張建思園境師 建築工程公司董事
香港建設專業聯會理事